婚姻是职场的“绊脚石”吗？

幸福来临的三个标志：自己的身体好了，身边人的感觉好了，事业（财富）越来越好。所以说幸福的婚姻是好的事业最坚实的基础。

　我自己最近也是在找工作，最近笔试、面试都通过了，人力资源MM告知我前期的考察顺利通过，正式的offer要等领导审批后再发放，领导这几天出差，要到下周后半周再通知我结果。

说实话，我唯一担心的，也就是怕已婚未育年龄29这一项通不过，所以现在还有些忐忑，不敢完全放下心来。

两轮面试时面试官都问过我这个问题。我说我非常理解公司的考虑，这是人之常情。我准备32岁的时候再考虑生小孩，工作对我来说非常重要，我必须做出一定的成绩来再考虑这个问题。

其实冒牌猫说的很对。企业是逐利的，第一目标是利益，不是道德。每个人的职业规划都很重要，这样才能有备无患。但是对于女性来说，更是如此。这是一个现实问题，不能忽视，不能逃避，不能愤懑，必须面对，必须重视，必须严肃对待。如果想安然度过这段时间，那么大学一毕业，先做好自己在今后五年内的职业规划（包括结婚生育期），否则，如我者，没有做好职业规划，瞎跳槽，或者由于不得已的原因而不得不换工作的，就只能自己品尝过去不负责任或无知的恶果了。那么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把你的年龄加上3年，说这段时间内不会考虑这个问题。

个人意见，仅供参考。

个人觉得在中国目前的法律和政策环境下，全职妈妈只有少数心理极其强大的人才能胜任，一般人还是不要轻易尝试的好：

西方大部分国家都有关于给离婚的“全职太太”赡养费的规定，赡养费的标准一般是与离婚前的生活水平持平。当然，如果是女方过错造成的离婚，如婚外情这种事，作为惩罚，男方则不用付。

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有一个外号叫“奥迪总理”，因为他结过四次婚（四个婚戒刚好拼成奥迪车的标志），为此他得为每个前妻每个月都付上一笔不小的赡养费，经常穷得身无分文，往往费尽心机才能做到收支平衡。据俄新社报道，施罗德每年的基本工资（除去扣款和津贴）收入为27.2万欧元，高居欧盟国家首位，却只能设法以1.5万欧元左右的年薪过日子，因为他的大部分收入都给前妻们付赡养费了。

另据《联合早报》2006年5月报道，英国上议院的司法院对一起引人瞩目的离婚案上诉作了裁决。46岁的朱丽娅·麦克法兰原本是一名律师，但和46岁的会计师丈夫肯尼斯结婚后，她放弃了自己的事业，当起了3个孩子的全职妈妈。两人在2002年离婚时，地方法官判决肯尼斯每年付给妻子25万英镑的赡养金。肯尼斯上诉后，上诉法庭判他无须终身支付赡养费。朱丽娅上诉到了最高法院，最终法院判决朱丽娅胜诉，肯尼斯必须每年支付赡养费给她。
反观我国法律，却没有对“全职太太”支付赡养费的硬性条款，只是笼统地规定：如果一方生活困难，可以要求对方在离婚后一定经济期限给予一定经济帮助，但不是长期的赡养。因此在我国，“全职太太”如果不幸离婚，不仅在感情上遭受重创，还很可能因为没有一技之长而在经济上陷入困境——如此高风险的人生选择，最好还是不去尝试为妙。

此外，从心理上来说，“全职太太”必须自己内心足够强大，才可能避免对孩子的心理成长造成伤害。对此，徐浩渊博士在《我们都有心理伤痕》一书中，有非常精彩、非常深刻的分析：
莉莎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美国家庭。大学毕业以后，与汤姆的父亲结婚，第二年生了汤姆，成为家庭主妇。看着丈夫每日辛苦地工作，儿子一天天长大，莉莎对于自己赋闲在家，暗暗地感到罪过。但是，她没有勇气再回到竞争激烈的劳动市场上去找工作。她的女友们多数都有工作，有自己的事业。偶尔和她们聚会的时候，莉莎总是不由自主地开始抱怨：“我每天都快忙死了。做饭、洗衣、买东西、打扫房子。我们的房子有四间厕所、五间卧室，星期一是清理厕所，星期二……”

很有趣，我在美国生活的十七年里，总是听见那些不工作的家庭主妇们，抱怨她们整天在家里有多么忙碌，却很少听到既上班，又料理家务的职业女性抱怨“太忙”。因为在就业年龄的女性之中，仅有7％的女性不工作。她们心里不敢承认，但是潜意识里隐藏着负罪感。同时，她们潜意识里，还具有一种减轻这种不好的感觉的动力。被这种潜意识动力支配的行为表现为，专职太太们拼命为其他家庭成员，特别是自己的孩子们做他们自己可以料理的事物，以此向自己和他人证明：“我不去工作，是因为你们需要我，家庭需要我。”这种潜意识动机支配着她们的非爱行为，严重地障碍了孩子的心理成长。

所以说，作为中国女性，毕业后还是努力在职场上拼杀几年，等自己在某个领域具备了足够的知识、技能、经验和人脉，拥有了充足的和老板讨价还价的资本，再考虑怀孕生子的问题。没办法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啊，没有经济上的保障，说再多“为孩子好”的漂亮话的都是虚的、没用的